《南渡北歸》讀書筆記

南渡北歸是首部全景再現(xiàn)中國最后一批大師群體命運劇烈變遷的史詩巨著。作者岳南老師耗時8年多的心血，翻閱了上千萬字的資料，多次去實地考察采訪，以紀實的手法、深厚的情感、酣暢的筆墨回顧抗戰(zhàn)時期，不愿做亡國奴的知識界大師跟隨國民政府轉戰(zhàn)遷徙，共赴國難艱苦卓絕的生活和學術歷程，以此緬懷民國大師的錚錚風骨和文采風流。全書煌煌120萬字，分南渡、北歸、離別三部，被亞洲新聞周刊評為2011年度十大好書。

民國是個大師輩出的時代。民國無論是在北洋時期還是國民黨統(tǒng)治時期對知識分子的禮遇都十分優(yōu)渥。當時高校知名教授的薪資是普通人家的幾十倍，比政府部長的薪資還要高。

然而，倭寇入侵，狼煙遍地，時值我國力衰弱，失城丟地，一敗再敗，一退再退。然侵略者的殘暴與我抵抗的失敗并未讓我們屈服，國民政府首都一遷武漢、二遷重慶、后期重慶幾欲不保、欲再遷西康，堅持抗戰(zhàn)，矢志不渝，絕不言降。

在山河易色、民族大是大非面前，絕大多數(shù)知識分子與民族精英拒絕做亡國奴，為了保存文化的火種，他們放棄優(yōu)越體面的生活，不離故國，長途跋涉，轉徙千里，與政府和百姓同赴國難，勇敢面對貧病、匪患甚至死亡威脅，守望相助、窮且彌堅，堅持教育育人、學術抗戰(zhàn)、焚膏繼晷、薪傳火播，在學術領域取得了世界性的榮譽，承續(xù)發(fā)展了中華文化的命脈。其精神風骨，讓人不勝唏噓，扼腕浩嘆。

群賢南渡，最后落腳西南，形成了重慶、成都、昆明、李莊四個學術中心。在昆明，北大、清華、南開合并成立了西南聯(lián)大。

馮友蘭撰寫的西南聯(lián)大紀念碑上書：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稱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晉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 所謂北伐，還我河山皆成虛愿。

在抗戰(zhàn)最艱苦的時期，因看不到抵抗的希望，國民政府汪、陳之流的大批政治精英和軍隊成建制地投降日寇，淪為漢奸，成為民族的千古罪人。而這些大師們雖然也曾一度悲觀，但卻沒有一個人屈服。陳寅恪曾做詩寫出了當時大師們的悲涼心境： 南渡自應思往事，北歸端恐待來生。黃河難塞黃金盡，日暮鄉(xiāng)關幾萬程。他們不是因為希望而堅持，而是因為堅持而終于等到了抗戰(zhàn)的勝利。

北大、清華、南開合并組建西南聯(lián)大落戶昆明，當北大的校長蔣夢麟，清華校長梅貽琦、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每個人都是當時最頂尖的大師。自古文人相輕，然此三人都是謙謙君子，迅速、高效地整合了三校的資源，在最短的時間內招生復課、教書育人、筆耕不輟。

當云南王龍云想托情讓自己的孩子破格入聯(lián)大讀書，被主持校務的梅貽琦拒絕后大怒，欲找茬刁難聯(lián)大。但后來了解到梅貽琦校長自己的孩子因分數(shù)不夠都未能上西南聯(lián)大。對梅貽琦校長由憤怒轉為敬重，此后盡其所能為西南聯(lián)大在昆明辦學和工作提供便利。

抗戰(zhàn)前，陳寅恪在清華有一套房子、還有一套四合院，兩邊都有傭人。顛沛流離到達西南后，因惡劣的環(huán)境，得了嚴重的眼疾。1939年，牛津大學聘請他為教授，這是牛津大學創(chuàng)辦三百年來第一次聘請中國學者為專職教授，起初陳寅恪不愿意與困難之中，離開祖國與同仁但因眼病加重，又無藥可醫(yī)，為了治療自己的眼病，才于41年陳寅恪赴英就職。

可剛達到香港后，卻趕上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香港被日寇攻占。陳寅恪全家為此被困孤島，生活無著。日本人知道陳寅恪的分量，竭力拉攏，專門上門送來了兩袋大米。當時，這兩袋大米不僅意味著全家人的溫飽，還意味是全家人人身上的安全。而陳寅恪卻竭盡全力，把放在屋子里的兩袋大米拽了出去。后來，帶領全家己經輾轉，返回內地，直到抗戰(zhàn)結束。

梁思成和林徽因抗戰(zhàn)前住在北總部胡同3號，是北平最好的文化沙龍，被稱為“太太的客廳”。然而遷徙到四川李莊變得十分凄苦，林徽因因此得了嚴重的肺病卻缺醫(yī)少食，梁思成為了給妻子治病，先在自己身上做實驗學會了肌肉注射和靜脈注射。當時梁家窮得吃不上飯，梁思成把自己心愛的手表、皮鞋甚至外國友人費正清夫婦贈送的一支派克筆都賣掉了，為得是換一點糧食和醫(yī)治林徽因的藥品，他的兒子梁從誡冬天只能穿一雙草鞋上學，結果凍出了凍瘡，久治不愈。

但即使生活困頓到了這樣的地步，他們也沒有放棄自己的學術研究。梁思成患有嚴重的頸椎病，經常疼得抬不起頭來，他就用一個花瓶放在畫板面前，托住自己的下巴頦，用單位唯一的一盞煤油燈，在昏暗的燈光下長時間畫圖，完成了《圖像中國建筑史》的手繪本。
……
每每讀到這些故事，總是心緒難平。這些原本生活優(yōu)越的人，后來生活如此潦倒，甚至是危機四伏，但是他們仍然能不改其志。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言：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過慣了好日子的人，很難再去適應困苦的生活。很多人在這樣的轉變中都會沉淪甚至變節(jié)，但民國的這批知識分子超越了人生的弱點，在命運的轉折和包圍當中，迸發(fā)出了光芒萬丈的理想主義光輝。

我在思索：為什么現(xiàn)在很多人，都越來越推崇那個年代的那一批大師。

是因為他們苦難的生活嗎？這些苦難，只是讓我哀嘆與悲傷，還不足以驚奇與震撼，因為當時全國軍民都處在艱苦卓絕的抗戰(zhàn)生活中，比這悲慘的人還有很多。

是因為大師們高深的學問嗎？其實說到大師們的學問，恐怕沒有幾個人能真正明白，如果沒有抗戰(zhàn)爆發(fā)，如果沒有隨之而來的被迫南渡，這些人在今天，會不會受到如此普遍的尊敬？
所以，從某種程度來說，是這些苦難成就了他們。時窮節(jié)乃見，他們在經歷、抵御、戰(zhàn)勝了這些苦難后向世人展現(xiàn)出的不屈的精神風骨，那就是只要活著，哪怕只有一口氣，仍要在自己的研究領域努力地干下去，不怨天尤人，不自暴自棄、相反卻是血脈噴張地迸發(fā)出一種堅如磐石的韌性。

正如費正清發(fā)出的感嘆：只有中國的學者能夠在如此艱苦的抗戰(zhàn)環(huán)境中忍辱負重，愈挫愈勇，取得如此偉大的學術成就，這個成就與精神是中國知識界的光榮，也是人類歷史的光榮。
正是這些不愿屈服的大師們錚錚鐵骨的風骨構成了我民族的脊梁，才使我中華不亡，我中火文化不亡。

憶古思今，如今當下的學者，學術水平姑且不論，當然是無法望昔者之項背的，就其風骨而言，也難以讓人敬畏。他們怨氣滿懷，動輒責難祖國，滿口道德，讓他人犧牲奉獻，自己卻拿著外國國籍，準備一旦國家有難就溜之大吉，所謂專家，甚至都已經淪為段子和笑料。

追憶大師的背影，感受理想的美好，體味信仰的力量，致以我們由衷的敬意，也帶著十分悲涼、沉痛的心情追問：大師遠去還會有大師嗎？

《南渡北歸》（全新經典三卷本），分為《南渡》《北歸》《離別》三部。講述的是上個世紀大批知識分子冒著抗戰(zhàn)的炮火由中原遷往西南之地，而后再回歸中原的故事。整部作品的時間跨度近一個世紀，所涉人物囊括了二十世紀人文科學領域的大部分大師級人物，如蔡元培、王國維、梁啟超、梅貽琦、陳寅恪、錢鍾書等。作品對這些知識分子群體命運作了細致的探查與披露，對各種因緣際會、愛恨情仇進行了有理有據(jù)的釋解，讀來令人心胸豁然開朗的同時不勝唏噓、扼腕浩嘆。
《南渡北歸. 南渡》是《南渡北歸》第一部，描述了抗戰(zhàn)爆發(fā)前后，中國知識分子和民族精英的生活，以及從敵占區(qū)流亡西南的故事。時間從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始，繼之平津淪陷，北大、清華、南開等大學南渡西遷，先長沙后昆明、蒙自辦學的歲月，同時涉及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同濟大學、中國營造學社在抗戰(zhàn)烽火中艱難跋涉的歷程。突出地描寫了蔡元培、胡適、陳寅恪、傅斯年、梁思成、李濟、林徽因、金岳霖、梅貽琦、馮友蘭等大知識分子的生活、學術、精神與情操，搜羅宏富，規(guī)模宏大，意旨宏遠，堪稱中國知識分子抗戰(zhàn)時期的群雕。
《南渡北歸. 北歸》是《南渡北歸》第二部，著重描述了抗戰(zhàn)勝利前后，流亡西南的知識分子的學術追求、思想變化與不同的人生遭際，時間跨度約為抗戰(zhàn)中后期至1948年末，國民政府搶運國寶與“搶救學人”計劃，連同選舉首屆中央研究院院士為止。突出地再現(xiàn)了董作賓、李約瑟、童第周、陶孟和、沈性仁、梁思永、蔣夢麟、聞一多、劉文典、羅庸、鄭天挺、吳晗等中外知識分子，在民族危亡的艱難歲月里，顛沛流離，不屈不撓的堅強意志。從不同的角度還原了西南聯(lián)大**與聞一多被刺案真相，對知識分子群體于時代大潮中的分化與演變，做了深入細致的探究與揭示。
《南渡北歸. 離別》是《南渡北歸》第三部，描述了流亡西南的知識分子，在回歸久違的故土家園之后，因戰(zhàn)爭爆發(fā)，不得不忍痛離別，遙天相望，以及在海峽兩岸不同的生活和社會環(huán)境中所遭遇的命運劇變。除述及遷往臺灣的朱家驊、胡適、梅貽琦、傅斯年、李濟、董作賓、石璋如、蔣夢麟、葉公超等幾位大師級人物，著重描述了留在大陸的梁思成、梁思永、林徽因、陳寅恪、吳金鼎、曾昭掄、曾昭燏、陳夢家、穆旦、向達、葉企孫、饒毓泰、吳宓、錢鍾書等知識分子群體，不同的理想追求與愛恨情仇。令讀者扼腕浩嘆的同時，更可以“在史中求史識”，有所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