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及其時代精神
|
司馬遷及其時代精神 選自《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84年版）。李長之（1910—1978），詩人、翻譯家、學者。 李長之 偉大的時代我們常聽人講“唐詩、晉字、漢文章”，這就是說每一個時代各有它的特別卓絕的藝術(shù)。假若藝術(shù)活動乃是人類精神活動的頂點的話，這三種藝術(shù)也可說都是那每一個時代的各別的精華了。在這每一種精華里，逢巧都有一個集中地表現(xiàn)了的偉大人物，這就是杜甫、王羲之和司馬遷！ 我們當然可以從各方面去看司馬遷，但即單以文章論，他也已是可以不朽了！試想在中國的詩人（廣義的詩人，但也是真正意義的詩人）中，有誰能像司馬遷那樣有著廣博的學識、深刻的眼光、豐富的體驗、雄偉的氣魄的呢？試問又有誰像司馬遷那樣具有大量的同情，卻又有那樣有力的諷刺，以壓抑的情感的洪流，而使用著最造型的史詩性的筆鋒，出之以唱嘆的抒情詩的旋律的呢？在中國的文學史上，再沒有第二人！ 司馬遷使中國散文永遠不朽了！司馬遷使以沒有史詩為遺憾的中國古代文壇依然令人覺得燦爛而可以自傲了！司馬遷使他的筆下的人類的活動永遠常新，使他的筆下的人類的情感，特別是寂寞和不平，永遠帶有生命，司馬遷使可以和亞歷山大相比的雄才大略的漢武帝也顯得平凡而黯然無光了！ 這樣一個偉大的詩人，（真的，我們只可能稱司馬遷是詩人，而且是抒情詩人！）讓我們首先想到的，乃是他那偉大的時代。 我們說司馬遷的時代偉大，我們的意思是說他那一個時代處處是新鮮豐富而且強有力！奇花異草的種子固然重要，而培養(yǎng)的土壤也太重要了！產(chǎn)生或培養(yǎng)司馬遷的土壤也畢竟不是尋常的。 司馬遷在這一個時代中的意義 在這種種氛圍、種種作料、種種色彩、種種音符之中，而出現(xiàn)了司馬遷。 大凡一種文化成自統(tǒng)治已久的中央地帶的，多是古典的；而成自地方的，成自異域的，則是浪漫的。齊、楚的地方文化代周而起了，稍試其鋒于秦，而完成于漢。齊人的倜儻風流，楚人的多情善感，都叢集于司馬遷之身。周、魯式的古典文化所追求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者，到了司馬遷手里，便都讓他樂就樂、哀就哀了！所以我們在他的書里，可以聽到人類心靈真正的呼聲。以《詩經(jīng)》為傳統(tǒng)的“思無邪”的科條是不復存在了，這里乃是《楚辭》的宣言：“道思作頌，聊以自救兮！”“發(fā)憤以抒情！”司馬遷直然是第二個屈原！ 老子也罷，“黃、老”也罷，齊也罷，楚也罷，他們的哲學基礎是自然主義。這一點也成了司馬遷的思想的骨子。自然主義和浪漫精神本是這一時代的精神生活的核心。如果用一句話以代表司馬遷的人格，只有“自然主義的浪漫派”一個形容！到了東漢，那自然主義的色彩是保留了，而浪漫精神的熱焰已熄，所以那時產(chǎn)生的人物便只可以有班固、桓譚、王充了。這浪漫文化的復活，便是后來的魏、晉。然而濃烈和原始，卻遠不如司馬遷了！司馬遷是像屈原一樣，可以和孔子（雖然在追慕著他）對立的！ 漢武帝在許多點上，似乎是司馬遷的敵人，抑且是司馬遷所瞧不起，而玩弄于狡猾的筆墨之上的人；然而在另一方面，他們有許多相似處，而且太相似了！漢武帝之征服天下的雄心，司馬遷表現(xiàn)在學術(shù)上?！疤烊酥H”，“古今之變”，“一家之言”，這同樣是囊括一切的，征服一切的力量。武帝是亞歷山大，司馬遷就是亞里斯多德。這同是一種時代精神的表現(xiàn)而已。漢武帝之求才若渴，欣賞奇才，司馬遷便發(fā)揮在文字上。漢武帝之有時而幼稚，可笑，天真，不實際，好奇，好玩，好幻想，司馬遷也以同樣的內(nèi)心生活而組織成了他的書。漢武帝的人格是相當復雜的，而司馬遷的內(nèi)心寶藏也是無窮無盡！ 馳騁，沖決，豪氣，追求無限，苦悶，深情，這是那一個時代的共同情調(diào)，而作為其焦點，又留了一個永遠不朽的記錄的，那就是司馬遷的著作！ 《史記》是中國的史詩 常有人說中國沒有史詩，這仿佛是中國文學史上一件大憾事似的，但我認為這件大憾事已經(jīng)由一個人給彌補起來了，這就是兩千年前的司馬遷。 不錯，他把縉紳①〔縉紳〕本指官宦的裝束，這里是官宦的代稱。先生所不道的事加過了選擇，然而在《五帝本紀》中終于記載了上古的傳說（像黃帝、堯、舜的故事），在《封禪書》中也多少繪出了古代的神話，即在其他文字中也保存了一大部分春秋、戰(zhàn)國、秦、漢間的傳奇。保存古代史詩材料的，就是他。 誠然以形式論，他沒有采取荷馬式的敘事詩，但以精神論，他實在發(fā)揮了史詩性的文藝之本質(zhì)。這是就他創(chuàng)作的本身論又是如此的。 試想史詩性的文藝之本質(zhì)首先是全體性，這就是其中有一種包羅萬有的欲求。照我們看，司馬遷的《史記》是做到了的。他所寫的社會是全社會，他所寫的人類生活是人類生活的整體，他所寫的世界乃是這個世界的各個角落。 史詩性的文藝之本質(zhì)之第二點是客觀性，這就是在史詩中作者要處于次要的隱藏的地位，描寫任何人物，無論邪惡或善良，描寫任何事件，無論緊張或激動，而作者總要冷冷的，不動聲色，在這點上，司馬遷也做到了。他可以寫典型的小人趙高，但也可以寫仁厚的公子信陵；他可以寫楚漢的大戰(zhàn)，但也可以寫魏其、武安的結(jié)怨；他可以寫許多方士之虛玄弄鬼，但也可以寫灌夫之使酒罵座；他可以寫堅忍狠毒的伍子胥，但也可以寫溫良爾雅的孔子；他可以寫將軍，可以寫政客，可以寫文人，可以寫官僚，又可以寫民間的流氓大俠；這些人物也有為他所痛恨的，也有為他所向往的，但他寫時卻都是一樣不茍，他只知道應該忠實于他的藝術(shù)而已。有些場面，在讀者或者已經(jīng)忍不住恐怖或悲傷了，但他冷冷地，必須把故事寫下去。他很巧妙地把他的主觀意見和客觀描寫分開，對于前者，他已經(jīng)盡量地劃出，寫在本文之外，而歸入贊或者序里。 史詩性的文藝之本質(zhì)之第三點是發(fā)展性，那就是一個人物的性格發(fā)展，或者一件事情的逐漸形成。他又做到了。他寫的李斯，是如何一步步下水，如何為了官祿地位，而和趙高合作，又如何終于為趙高所賣，那是寫性格發(fā)展之最佳的例證。他寫的魏其、武安之逐漸生怨，而灌夫之使酒罵座之逐漸爆發(fā)，這又是寫事態(tài)的發(fā)展之最好的標本。他善于寫一事之復雜的因素，以及這復雜的因素之如何產(chǎn)生一種后果。 最后一點，我們不能不說，史詩性的文藝之本質(zhì)在造型性。這更是司馬遷所拿手，他天生有種對事物要加以具體把握的要求。諸侯之沒落，他是說他們或乘牛車；國家的富庶，他是說倉庫里的米已經(jīng)腐爛，而穿錢的繩子是已經(jīng)壞掉了。他寫女人就是女人，驪姬、鄭袖都純?nèi)皇桥拥穆暱?；他寫英雄就是英雄，項羽是典型的青年男性。他寫的馮唐，絕對是一個老人；他寫的公孫弘，絕對是一個精于宦途的官僚。他寫的李廣，定是一個在性格上有著失敗的悲劇的人物；他寫的周勃，便又一定是一個粗魯無謀的勇夫。 同樣難得的是，他之寫成他的史詩并不是專在謹細上用功夫，而在于他善于造成一種情調(diào)，一種氛圍。他同樣寫戰(zhàn)場，韓信作戰(zhàn)是軍事學識的運用，項羽作戰(zhàn)是憑才氣，而衛(wèi)將軍、霍去病和匈奴作戰(zhàn)那就是憑運氣了，這三個不同的戰(zhàn)場，司馬遷都能分別地寫成不同的氛圍。他同樣寫失意，寫項羽之敗是由于太剛必折，寫李廣之敗是一個才氣不能發(fā)展的人之抑郁，寫信陵之敗卻是一個沒受挫折的人之逢到不可抵抗的打擊；而屈原之敗，則仿佛哀怨無窮；孔子之敗，卻又似乎始終屹然而立了。這些濃淡不同的陰影，便都系諸司馬遷所造成的情調(diào)。 文學家之造成情調(diào)，是要歸功于他之控馭文字的能力的，那就又不能不讓人想到司馬遷之運用語匯的從容，以及遣詞造句之創(chuàng)造的氣魄了。 就抒情方面說，司馬遷也許是一個最主觀的詩人，但就造型藝術(shù)說，司馬遷卻能盡量地維持他對于藝術(shù)的忠實，于是中國便有了無比的史詩性的里程碑──《史記》了。 ******* (責任編輯：副主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