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是一位杰出的詩人，他的詩歌閃耀了中華上下五千年的整個歷史，白居易的詩在當時流傳廣泛，上自宮廷，下至民間，處處皆是，其聲名還遠播新疆和朝鮮、日本。在日本人的心中白居易才是中國唐代詩歌的風云人物。晚年與“詩豪”劉禹錫友善，稱“劉白”。提倡歌詩發(fā)揮美刺諷喻作用。其詞極有特色，以風格明麗見長，為后世詞人所推崇。

　　不管是《長恨歌》、《琵琶行》，還是《賣炭翁》、《憶江南》，這些名篇我們從小耳濡目染，在記憶的深處留下了一生難以磨滅的印象，可以說，白居易的詩影響了整個中華民族的文化，是當之無愧的國之瑰寶。

　　可是，隨著我們對史料的不斷解讀，逐漸走進那個歷史上最真實的白居易，縱觀他的一生，我們發(fā)現(xiàn)，白居易最引以為豪的，不只是他的詩歌，更多的在于他在法學研究上的成就，但是由于他的文學光輝過于璀璨，白居易影響一時的法律思想就稍顯黯淡。

　　本著對史實的執(zhí)著追求，今天，我們揭開歷史的迷霧，走進那個在古代法治領(lǐng)域踽踽獨行的斗士，還歷史一個更真實、更完整的白居易。

　　宦海浮沉的唐朝最高法官

　　法律與政治，一般是不分家的，白居易與法律正是在他仕途中的政治夢想結(jié)下了不解之緣。

　　他生于中唐代宗大歷七年，德宗貞元十六年第高郢榜進士，貞元十八年登書判拔萃科，歷任校書郎、翰林學士、左拾遺。憲宗元和十年貶江州司馬，以后又任刺史、太子少傅等職。

　　在他生活的75年中，李唐王朝由安史之亂引起的衰敗仍在發(fā)展，長期兵連禍結(jié)造成的社會動蕩日趨嚴重。社會的政治、經(jīng)濟所發(fā)生的深刻變化，對中唐士大夫產(chǎn)生了較大的影響。

　　白居易顯然也不例外，白居易官終于刑部尚書，也就相當于今天的司法部部長兼最高法院院長，可謂是唐朝最高法官了。一生中，白居易曾長期從事司法實踐工作。官場的浮浮沉沉，使詩人對唐代的律令有著自己獨特的理解，也形成了自己獨具特色的法律思想。

　　并且，尤為使人稱頌的是，他在法律思想方面的議論豐富而精辟，許多言論是發(fā)前人所未發(fā)。可以說，這些法律思想對于中國法制的發(fā)展，特別是唐朝律令的發(fā)展，許多都借鑒了白居易的思想，其影響力遍及整個封建法律的歷史。

　　禮法結(jié)合“刑”為先

　　作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的中華法系，有一大獨有的特色，就是“禮”與“法”的結(jié)合，及強調(diào)法律所起到的積極作用，但是更重視道德的力量，即所謂的“德主刑輔”，“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道德的力量更重于法律的力量，這是古代社會實施“人治”的重要理論基礎。

　　唐朝把德主刑輔奉為法制指導思想，縱觀歷史，很少有人對此思想提出質(zhì)疑。然而繼承了儒學思想的白居易從唐中期社會政治形勢出發(fā)，卻提出了“刑禮道迭相為用”的思想，主張刑與禮應交替作為統(tǒng)治的主要手段，把“法”上升到與“德”相同甚至更高的地位。

　　白居易曾對“禮”與“法”的關(guān)系作了一個形象的比喻。

　　白居易認為，法律只能禁止人們?yōu)閻?禮教只能防止人們產(chǎn)生不良情緒; 道雖然能使人修身養(yǎng)性，卻不能禁止人為惡。所以各有各的用處，主要目的都是為了改變?nèi)说男郧椋_到治國安天下的目的。

　　所以，用普通農(nóng)民的農(nóng)活打比方，刑罰法律用來開荒，德禮教化用來種植，而道德無為用來收獲，用處各有不同，在不同形勢下應分別應用

　　既然治國如農(nóng)耕，法律是開墾荒地的利器，自然而然地被放在就是治國中的第一位，這就有別于傳統(tǒng)的禮法思想。

　　傳統(tǒng)的理論都講“出禮則入刑”，禮教與刑罰雖各司其職，但也是“先禮而后刑”，而白居易卻反其道而行之，認為像法律這樣的“丑話”應該說在前頭，強調(diào)刑罰對于推行教化的作用，刑罰被當作是施行教化的重要手段。禮教淪喪要靠刑罰來撥亂反正，而禮教復歸也靠刑罰來推動。

　　這樣強調(diào)“法治”的言論竟然是從一個飽受儒家學說熏陶的詩人提出的，這在兩千年的歷史上也是獨樹一幟的，這也是白居易法律思想的獨到之處。

　　提高法學地位，多培養(yǎng)法律人才

　　安史之亂后，唐朝由盛轉(zhuǎn)衰，藩鎮(zhèn)割據(jù)、朋黨傾軋和宦官專權(quán)，使唐王朝固有的法律根基受到了極大的沖擊。雖然唐代前期設立各項制度，訂有種種規(guī)定，但到了此時，均已基本形同虛設，士大夫普遍輕視法學，視為刀筆吏術(shù)，司法人才奇缺，認為從事法律行業(yè)有辱身份，進一步導致社會法治的衰落。

　　在這種情況下，一部分有見識、有遠見的士大夫提出了匡救時艱、改革弊政的主張，認為首先要提高法學的地位，選拔法律人才。白居易正是該觀點代表人物之一。

　　白居易認為，當時國家政府威信掃地、百姓道德淪喪，是“朝廷輕法學，賤法吏”的緣故，要改變這樣的亂局，必須更加重視法律的作用，要想讓法律發(fā)揮更重要的作用，就需要一大批優(yōu)秀的法律人才推動整個國家法律制度的發(fā)展。

　　那么，如何解決該問題呢?白居易認為，應該“懸法學為上科”，提高律學生的地位，提高明法科舉士的地位。

　　也就是說，要在科舉考試的時候，加大法律內(nèi)容的比重，通過這種形式，使整個國家的人才更加重視學習法律。同時提高法律職業(yè)的升值空間，讓當時的法律專業(yè)畢業(yè)生，也就是明法科的士子分配到更好的崗位，使更多的優(yōu)秀人才涌入法律行業(yè)，這樣整個國家的法治水平都會有極大的提高。

　　詩情話法律，更添無數(shù)精彩

　　白居易確實是一個現(xiàn)實主義詩人，他關(guān)注廣大的平民百姓，切身體會民眾痛苦，力舉革新，努力替國家分憂，他的所作所為，無不是為天下著想，替蒼生祈福。

　　智慧要求白居易飛升，而生存、發(fā)展所依附社會狀況卻一次次地將他拉回現(xiàn)實，這就是蘇東坡在《水調(diào)歌頭》中所說的“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吧。正是關(guān)注民生、報效家國的偉大情懷，成就了白居易的法律思想，這種思想超脫于法律之外，形成白居易獨特的文化精神，成就了千秋的詩情佳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