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證據(jù)表明，孟浩然是一位好酒人士。王士源《孟浩然詩集序》、《新唐書》孟浩然傳等多種文獻，都記載了這樣一件事情：山南采訪使韓朝宗十分欣賞孟浩然的詩歌才華，帶他一同赴長安，準備向朝廷舉薦。韓朝宗為了替他造聲勢，先行一步，約好日子一同進朝廷。不料，到了約定的那一天，孟浩然遇到老朋友，就進了酒家，喝上了。當時有人提醒他跟韓朝宗約定的事，孟浩然很不以為然地說：“業(yè)已飲矣，身行樂耳，遑恤其它!”結果，誤了約會，惹怒韓朝宗，不再替他引薦。

　　孟浩然本人，也并不后悔。事關仕途命運的舉薦機會，孟浩然竟然可以為了喝酒，置之度外。可見，他好酒的程度，不是常人所能企及的。這一點，唐代詩人當中，大約只有“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的詩仙李白可以相提并論。不過，李白的酒后狂放，很可能是受到了孟浩然的影響。李白在《贈孟浩然》一詩中，有“醉月頻中圣，迷花不事君”兩句，可知李白對孟浩然的嗜酒行為是欣賞、欽佩的。

　　如此好酒之人，本應深受酒精的兩大影響：麻醉和興奮作用。具體地說，麻醉使其擺脫世俗的煩惱和束縛，興奮使其靈感勃發(fā)文思泉涌。李白、杜甫，都是深受酒精這兩大作用嘉惠的詩人，他們許多“凌滄州”“撼五岳”“泣鬼神”“驚風雨”的作品，就是在飮酒之后寫成的。

　　而孟浩然，讀其詩作，我實在替他感到惋惜：他經(jīng)常喝酒，似乎也經(jīng)常喝高，但是，他始終都能保持理性，從不說醉話。換言之，酒精對孟浩然的麻醉作用僅限于臉紅眼暈腿虛之類的生理層面，并沒有影響到他的精神世界，沒能讓他多說一句話，發(fā)一點兒感慨。因而，酒精對于他的詩歌創(chuàng)作，沒有任何促進作用。他的跟酒有關的詩句，酒都只是一種普通的食物，詩句中幾乎沒有酒后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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